“这是一个关于"他者"的心理测验，测验历史两边的所有人。”在《下南洋》联合导演祝捷看来，“下南洋”是这么一段历史。

    12月20日，10集高清纪录片《下南洋》将在央视九套播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套展现华人在东南亚开拓发展历程的纪录片，走的是墙外飘香的路子：率先在美国历史频道（覆盖南洋地区）播出后，东南亚好评如潮。在刚刚落幕的2013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颁奖典礼上，《下南洋》亦收获“最佳纪录片系列节目奖”。
 

民间投资决定非官方视角

    《下南洋》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下属的北京新影世纪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制作。在纪录片制作上，这个团队交出的成绩单堪称骄人：《故宫》、《台北故宫》、《敦煌》等。这一次，《下南洋》由马来西亚华人张晓卿投资。

    张晓卿，祖籍福建闽清，马来西亚长青集团创始人，同时担任香港明报企业集团主席，并拥有《星洲日报》等几份马来西亚华文大报。鉴于资金的非官方来源，《下南洋》的制作视角首先被确立为要与一般国产纪录片不同，制作空间也因此更大。

    张晓卿为《下南洋》投资2000多万，平均每一集200万，为今年国内纪录片最大投资—《故宫》第一部，平均每集花费100多万。“投资太大了，靠国内收视收回来的可能性我认为不大。但是投资商没有考虑这么多，他考虑更多的是情怀。”祝捷表示。

    张晓卿不但投入了金钱，也投入了人力。《下南洋》始于祝捷在三年前的一个构思。他认为国内长期忽视这方面的研究。和大多数人一样，祝捷最开始只是想到东南亚的华人多，风景也好，想做一部简单的“南洋风情画”。但后来，张晓卿请来了《大国崛起》的总策划麦天枢任创作总监，“片子才能有这么厚重的历史感”。

    “《下南洋》并非一味讲述中华文化的传承，最大的特点其实是对中华文化的反思。南洋是一面镜子。过去中国向它输入了中华文化，而今天，我们的落脚点是"反思"，它能向我们输入什么？片子即将在央视播放，我也很高兴。层层审查下来，并没有人给我们压力，让我们作出修改。相反，很多人对片中的反思给予了尊重和理解。”祝捷强调《下南洋》的视角有别于官方。

文化认同不等于身份混淆

    出生在荷兰的李伟汉，青年时突然对每个人的“根”产生了好奇，他开始帮助人们寻找自己的根。他的一位客户是委内瑞拉人，从外表上已经完全看不出华人痕迹，但通过家谱，委内瑞拉人发现自己的家族其实来自福建某县。照片展示了该家谱上的一位堂兄—一副地地道道的中国相貌。这是《下南洋》中讲述的一个故事。

    祝捷感动于这样的寻根故事。在南洋，很多地方的华人还保留着按辈分起名的传统。祝捷开玩笑，“一个姑娘要是想跟一个帅小伙好，但一看姓名，发现对方竟然算自己的侄子。这样的事情在南洋华人中是有可能发生的。”此外，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等传统节日是南洋特别重视的节日，节日气氛远超过国内。

    南洋华人一贯重视先辈历史。拍摄前，《下南洋》剧组到南洋实地考察，受到很多华人、华社的支持。率先在美国历史频道（覆盖南洋地区）首播《下南洋》，亦出自这一考虑。“再比如，像现在我们祭祖，就是家里面烧两根香，或者去个公共墓园拜一拜，但是对这些南洋华人来说，他们真的是要从何处来、回何处去，他们要回到他们的祖坟那里去。”祝捷说。

    在国内逐渐被淡化的传统，在南洋土壤上拥有顽强的生命力。"礼失求诸野"，这是文化传播中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在这一百年当中经历的动荡和变革是东南亚国家没有体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陆的文化受到了特别深刻的影响。”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汪鲸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但另一方面，文化的保留并不意味身份的混淆—如今的南洋，华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普遍较为清晰，“遇到国际体育赛事”，汪鲸说，“他们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赢。”

缺失：国内南洋研究尚无成熟叙事

    在国内，南洋研究并非显学。《下南洋》创作总监麦天枢早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南洋研究的基本资料都在西方，而西方少以华人为研究角度；另一方面，国内对南洋的研究基本都处于国际政治研究的框架下，一直没有成熟的历史叙事。

    正因如此，《下南洋》制作方在寻找相关权威专家时费了很大力气。但拍完片子后，祝捷深深觉得南洋的研究价值远比预想中要大。“南洋的开放，让我从华人身上看到一种未来性，这种未来性，实际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已经发生—我们的思维与语言越来越多元化。而在南洋，200年前便开启了这一进程。”联合总导演周兵也如此表示。

    但南洋的文化交融情况又与国内一线城市及西方有明显不同。最简单的例子，外地人进入大城市，被当地强势文化同化的可能性远大于他对当地的改变—这样的文化传播带有倾斜度。祝捷认为，在中国大陆，中华文明是主体，西方文明是外来者；在西方则正好相反。因此，无论是华人进入西方，还是外国文化来中国，最后总归容易受当地文化影响。

    中国海域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海洋的阻断，受中国的影响较中国领土接壤国家诸如朝鲜要小得多。然而，航海时代一开启，东西方文化先后进入，南洋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南洋是中国去海外的必经之路，二者有很长的贸易传统，所以中国对它的影响很深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吴凤斌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国对南洋的影响方式主要通过经济贸易，西方对南洋的影响则主要靠武力入侵。

    “南洋更像一张白纸。对它来说，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全是外来者，在这个舞台上，两者是真正的、公平的、文明的竞争。这个时候，更容易看出来哪些东西是好的。南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分辨的机会。这是南洋对我们的最大的意义。”祝捷认为。

反思：从南洋会馆和人情关系出发

    正如祝捷强调的，《下南洋》的落脚点并不在描述中华文化的传承，而是“反思”。

    在南洋，由于相关政策宽松，华人社团的数量相对人口总量值，要比国内大得多。很多华人会同时加入多个社团，即便是不大热衷参社的人，一般都会参加两个社团：一是地方社团，一是宗亲会。

    这些会馆有多重要？当地华人举例说明：早期，如果一个广州人—哪怕是偷渡到的南洋—也什么都不需要带，只要找到地方会馆，对方听出你的口音，就可以住下。安顿好后，地方会馆会为新的加入者找工作甚至婚配。“这样一来，这些人的后代，一生都会受社团影响，也知道社团对自己家的帮助。一旦飞黄腾达，资助这个社团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些东南亚社团起源于中国民间，也有学者将其溯源到“天地会”（三合会）等反清组织在南洋的传播。如今，“帮权政治”“华人会党”都是华人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有组织的社会团体能协调各自利益”，“对华侨社会的各种组织都有影响，甚至起支配作用” （详见《适彼叻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24-46页，汪鲸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但另一方面，“一些社团诸如华人会党也逐渐走向行业垄断和犯罪领域。”汪鲸在书中写道。

    人情社会是中国及南洋共通的地方。在纪录片第六集《千年家族》中，纪录片讲述了南洋华人的家族关系，是为反思中国为什么现在人情社会这么严重。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麦克法兰在片中说，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家族，西方文化的根基是商业。商业重视合同，血缘家族重视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跟西方现代文明接触后，中国要学会怎样将契约精神和血缘社会结合起来。

    “重视血缘是中华文化的糟粕吗？当然不是。但是现在要融入现代文明，关系社会必须改变。南洋是非常好的样本。”